要做到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需要人们认识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在法现象的宏观方面的研究进行量的分析一个重大进展是从法治余杭指教研究和评估活动开始的各地纷纷效仿的研究与实践。如媒体舆论的监督，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等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即以国家权力监督国家权力，内含各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如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正在研究试行的在人大之下设置的监察机关的监督。因而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分歧会很大。为此，可以给社会主义法律下这样一个新的定义：它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依据公平正义的准则来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调整人民内部各群体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必须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部门法之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必须衔接不冲突。法既具有伦理性价值，又具有工具性价值，调节器则是指它的工具性价值与功能。
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甚至宪法诉讼也都需要有各自的时效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谈到其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提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律思维模式的塑造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只有在思维过程中接受人权价值、法律规定和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才能实现法治秩序和公平、正义、自由等人权价值。然而，在司法、执法等微观层面，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不仅需要文义解释，还需要体系解释，尤其是人权价值的指引。解释权的行使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违背，缘于解释过程中对人权的忽视，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位，解释权行使中人权保障缺失造成解释权的滥用。
虽然各学科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都会牵涉到解释权的问题，但对此问题却只有少数学者从司法角度展开过研究，对行政执法和社会法解释的研究不多见。具体地说，各类国家机关如立法者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等均包括在内。
解释权的行使不仅需要依凭文义解释的方法，还需要人权价值的释放以及体系解释的运用。形式法治的核心是强调在法律适用的形式平等和法律制度的安定性之下，人们可以有依据地规划其未来的生活，从而使得人类生活变得可以预期和可以控制，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由此得以形成。需要看到，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价值引导的除弊解释等构成法律解释方法体系。
这些法律思维规则虽然不是行为规范，但确实是正确思维的指南。直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指出须从工伤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解释相关争点时，一、二审判决和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才最终被撤销。那么，如何走出解释可能带来法律意义的混乱或者偏离价值的困境呢？对此，有两种方法非常重要。思维活动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很难被作为行为方式加以监督。
[11]形式法治的理论抱负绝不是为了机械的适用法律，而是为了在方法上促成法治。(二)塑造规制解释权滥用的人权话语权 在我国，法律解释权由国家机关拥有。
第三，对人权尊重、保障的主体、行为和制度研究较多，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或实现方法的研究较少。[21]司法、执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取消实际存在的解释权。
[1]解释权主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14]吴传毅：《由人权保障原则看人本政府的构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24]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种义务，意味着在其进入法律解释环节之后，就指明了思维必须尊重和捍卫人权的解释方向，应该把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原则落实到思维过程之中。[25]同前注[19]，林来梵、季彦敏文。人权的概念和人权的实现是充满矛盾的关系，需要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调整解决。唯享有解释权的执法主体方有资格启动法律解释并依此执法判案。
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曾出现过，人们称那个时代为严格法治时代。[4]实际上关于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依法判断，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绝非个案。
[29]需要在探索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基础上，将人权原则导入法律解释的规则体系。第三，在解释权行使过程中，正确理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运用法律方法，否则随意解释就会盛行。
偏离人权保障要求的文义解释，有可能引起对法律的滥用、误用和错用。国外法学对法律解释非常重视，因为法律如何解释对人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解释法，只有零星的有关法律解释的规定，因此，对法律规范的一般性解释存在着随意解释的现象，同时，现有制度对个案中存在的解释权却视而不见，缺少相应的规则和程序。二是加强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摘要】 由于执法、司法活动等都离不开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因而法律解释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三)构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维模式 在法律规范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建设遇到了解释的困境或陷阱。
[18]笔者发现，人们虽然对人权、社会权、劳动权等有旺盛的需求，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部分工作人员法律运用过程中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人权，在解释社会权、劳动权的时候，往往是死抠字眼，机械执法。[15]在对美国制定法解释的研究中，就有一种基于描述进路的法解释研究。
这些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产生的解释结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人权价值的指引以及没有对法律进行体系性解释。然而，法治对人权的保护不是简单的规则之治。
因此，对解释权的规制就需要由法律思维规则来完成。关于有了文本为什么还需要解释的追问，其实不是对解释必要性的否定，而只是对法律意义固定性的捍卫，所指向的问题是过度解释所带来的解释困境，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运用不需要解释。
在随后提起的两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可了这一解释结论。2014年12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向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提出撤诉被裁定获准，当王国其向法官询问是否会再次被起诉时，法官称其应向检察院咨询。法律解释法一方面需要对解释主体资格加以规制，另一方面还需要设定解释的原则、规范和程序。法律思维不仅包括根据法律的思考，还包括对人权价值、制度的尊重以及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遵守。
话语权即受制于多维的言说空间。[9][法]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其问题意识、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比较容易凸现。因此，尊重进入法律解释领域后，法解释学就不得不赋予它具有实质性的法律内涵，从而避免虽然宪法规定了‘尊重人权，但流于空洞化。
为了让法律的实施者遵循法律的意旨，他们就必须不仅要服从法律，而且要服从更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可能是非以法律形式呈现的。[30]影响力意义上解释权就是话语权。